爭議
霧霾壓城，選擇禁放還是選擇傳統(tǒng)
劉采萍：要空氣潔凈，還是要春節(jié)喜慶，專家這道選擇題夠狠。兩位怎么回答？
周東飛：我覺得，這個問題上沒有非此既彼。也就是說，這不是一個對錯判斷題。
煙花爆竹的討論，不是從今年才開始的。至少十幾年前，很多城市就已經掀起過多輪的“禁炮”風潮。禁止的理由當中，有容易引發(fā)火災、污染空氣、傷人、浪費，等等。污染空氣是其中的一條。今年的特殊之處在于，霧霾兩度襲擊中國，“對面不相識”的窘境已經讓民眾有點草木皆兵了。
李妍：一直以來，大家認為禁炮之爭，就是民俗和權利之爭。持禁炮論者，認為春節(jié)放鞭炮是一種惡劣的民俗，干涉了他人權利。不過，我倒是認為，春節(jié)放鞭炮由“禁”改“放”之后，近兩年放煙花鞭炮的人似乎越來越少。煙花遇冷的現象，其實也說明，所謂“一種根深蒂固的民俗”，正在走向選擇的理性。放還是不放，可以選擇也可以放棄——— 當這樣一種娛樂權，面對個體的健康權、環(huán)境權時，哪種權利應該選擇后退一步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理性的答案。
劉采萍：在辦公室做了個小調查，沒想到我們這么幾個人，對此問題竟然分成了四種觀點：堅決禁放派和反對禁放派——— 這當然都是傳統(tǒng)意見；如今還加了個“根據天氣情況有條件禁放派”和“要求把禁炮問題交全體市民投票表決派”�？磥�，大家在這個話題上的分歧，由于霧霾的影響，更復雜了。
周東飛：我們家是不放鞭炮的。小時候家里放鞭炮，那真的是習俗。長大了，從來沒有意識到年三十夜里要放一掛鞭，甚至也不貼春聯(lián)。我覺得，這是自己的選擇，挺好的。但同時，我也不反對別人放鞭炮。原因很簡單，他們有他們的自由。
剛才李妍說到權利，我覺得選擇放鞭炮也是一種權利。幾千年如此，你忽然要求人家不放了，那就必須拿出理由來說服，不是出臺一個地方法規(guī)那么簡單。一些地方有放孔明燈的習俗，現在城市里肯定是禁止的，因為道理一說大家都理解——— 孔明燈放到天上會變得不可控，很容易引發(fā)火災。現在提“禁炮”同樣需要過硬的理由。霧霾治理很迫切，但是這并不能證明，只要提出“禁炮”，就天然具備了無可爭辯的威力。
李妍：這點上，我倒是有點流俗，鞭炮開禁之后，我每年都要放一回煙花爆竹�；蛟S正因為如此，我才特別關注每年燃放的狀況。記得才開禁那兩年，到處燃放的煙花爆竹，把整個天空炸得煙塵滾滾，第二天必定見不到太陽。那時不知道煙花爆竹釋放出來的是什么，現在算是明白了，原來就是PM2.5，把整個天空搞得一片灰霾。
也許是親眼所見污染如此嚴重吧，此后，我們家放炮的量就越來越少了。而且我發(fā)現，燃放煙花爆竹的人越來越少。所以才說，在放鞭炮這件事上，無論你說是民俗也好，是娛樂權也罷，大家在自由的環(huán)境中，選擇會逐漸趨于理性�，F在，面對大面積的霧霾污染，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也會根據環(huán)境狀況，理性選擇。
責任
“拯救藍天禁放爆竹”，是不是瞄錯了靶子
劉采萍：因為霧霾可怕，鞭炮是不是變得更“危險”了——— 在微博上，網友為此吵得熱鬧。我覺得自己沒法支持“為拯救藍天而禁放”的觀點，因為我不知道霧霾和放炮之間，到底有多大關系。
周東飛：燃放鞭炮會給霧霾天氣雪上加霜，但是燃放鞭炮本身并不是霧霾的主要來源。燃煤排放、汽車尾氣、工地揚塵等，是PM2.5的主要來源。燃放鞭炮，一個是有時令性，也就過年這幾天；另一個，燃放數量也不是無限制的，趨勢是越來越少。
我們對于霧霾的認識還在深化的過程中。比方說，最初大家異口同聲，說你開車就是PM2.5的制造者，這也沒有大錯。問題是，當我們知道中國的油料含硫量標準居然是發(fā)達國家的10倍，心里可就是另一番滋味了：少開車可以，但是用劣質燃油所造的罪孽，遠遠大于開車時間的“貢獻”，這又怎么說？
不是給自己找理由，而是說那種自以為站到道德高地上，喊一嗓子“治理霧霾”，就覺得天下的道理都在自己手里——— 這種心態(tài)和做法要不得。公共政策的制定、選擇，其實都是一個說服的過程，要說服別人，最好拿出有力的數據和邏輯，而不是靠“政治正確”。眼下，最大的“政治正確”就是霧霾治理，但在這個名目下，一切都是正確的嗎？
劉采萍：東飛所言甚是。大污染源清理不力，單單揪住鞭炮，好像有點挑柿子專找軟的捏。再比如環(huán)境專家所說的“除夕PM2.5暴增80倍”，那么，禁放煙花爆竹，減少這80倍，就能保證2013城市藍天白云了嗎？原來說，市民取暖的鍋爐導致大氣污染，都強制拆除了。結果集中供暖不到位，三天兩頭停暖氣，卻換得“史上最嚴重霧霾”�！安疱仩t”有一套“科學決策”的解釋，治霧霾又有一套“科學解釋”，此科學彼科學，專家也好政策也罷，隨意性是不是有點大�。�
周東飛：治理霧霾也有一個既要打蒼蠅也要打老虎的問題。什么是蒼蠅，鞭炮恐怕就是。不是不要打，而是說，不能看到蒼蠅，就以為蒼蠅是萬惡之源，反倒把老虎給忘掉了。什么是老虎？高能耗—高排放—高污染—重霧霾，這恐怕是霧霾猖獗的最大禍根。在今年之前，我們偶爾也會遇到大霧或灰霾天氣。可是，去年底到今年初，地球仿佛一下子調整到了“戴面紗”模式，這次霧霾距離上次霧霾才幾天工夫啊。是天地突然不仁了嗎？
是我們對天地不仁，天地能忍，但忍耐終有限度。到了臨界點，從此霧霾成了常態(tài)，這是一件讓人絕望的事情。但是，光絕望是沒用的，必須拿出辦法，拿出行動。這種行動不是想到什么是什么，而是要抓住關鍵。我說過自己不放鞭炮，也贊成倡導人們少放或不放鞭炮，但反對在沒有絕對說服力的情況下濫用強制。要相信民眾的素質，一旦理解了問題的嚴峻，他們是會成為建設力量的。
李妍：在治理霧霾這個問題上，既然是“同呼吸，共責任”，那么就不能僅是每個公民個體的責任，政府、企業(yè)都應該主動參與到這種責任共同體中來。
對企業(yè)來說，主動遵守環(huán)保規(guī)則，參與治污減排、空氣清潔的公共事務，也是一種責任。對政府來說，改變粗放的經濟發(fā)展格局，舍棄一部分高污染GDP，同時也要區(qū)域協(xié)調治理空氣污染，推動空氣立法……當然目前來看，政府的首要責任，是拿出環(huán)境污染的基礎數據，這才可能有效承擔下一步責任。
思考
年味或許淡了，文化民生可別輕慢
劉采萍：放鞭炮，除了牽涉緊迫的霧霾問題，還涉及一個爭議，那就是：現在中國人“過年”過的這個“年味”，到底意味著什么？舉個例子：現在旅游過年的人多了，去海南、去東北，甚至國外，躲開春運、躲開污染、躲開繁文縟節(jié)，“年”就是一個假期而已，鞭炮無足輕重。但對于另外一些中國人，“年”意味著辛苦到頭的一點犒勞，意味著必須給家人的一點閑暇陪伴。而回家過年，傳統(tǒng)節(jié)慶內容就剩那么一點，放鞭炮是最有象征意義的圖景之一，廢了，味道就更淡了。
周東飛：說現在過年越來越沒“年味”了，這可能跟社會的發(fā)展有關。今天，年已經成為一個傳統(tǒng)，似乎就是過去式的東西，停止生長，只能用來緬懷。
或許，一切都是演化著的，春節(jié)之類的傳統(tǒng)節(jié)日到底會往哪里去，誰也說不準�，F在看，“年”的休閑意味要明顯大于其他價值。但越是在這種情況下，那些曾經擁有的東西，就越需要珍惜。比方說，放鞭炮——— 既然大家有興趣延續(xù)民俗，又何必找借口把它禁掉呢？鞭炮可能會加劇空氣污染，可放鞭炮所帶來的民俗氣氛是無法購買的。天空可貴，精神的天空同樣可貴。愿意放棄的，聽從其選擇；不愿意放棄的，也聽從其選擇。歷史的演變、民俗的演變，用不得蠻力。
李妍：廣闊的民間缺乏一種能夠充分體驗的、歡快健康的文化娛樂，沒有原創(chuàng)精神，也沒有民間參與。有的，只是程式化的狂歡和頌揚，這往往很難深入人們的心靈。所以，一有人倡導禁放鞭炮，很多人的反應也挺強烈，覺得不放鞭炮就失去了年味。這其實還是因為我們根本就缺乏多元的春節(jié)文化，去充實和滋潤孤獨的春節(jié)。
劉采萍：情感是一個方面。在另一方面，傳統(tǒng)文化是不是也可以被視作國民普遍的權利？
最近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主持召開三次座談會，聽取各界人士對《政府工作報告(征求意見稿)》的意見和建議，會后他談到一個問題：要高度重視民生，民生不僅包括物質，而且包括文化。過去說民生、說國民福利，往往更重視經濟利益方面的保障和平等。人的需求是多層次的，既然文化是聯(lián)系我們種群的精神紐帶，那就必須承認我們對此也是有平等追求的。這并不能以經濟地位的差異而被抹殺。因此，保障國民“文化福利”底線上的平等，這是不是政府責任的題中之義？
周東飛：對鞭炮看不慣的人，往往拿鞭炮說事兒。比如認為火藥傳到歐洲，人家用來制造槍炮開疆拓土，我們卻只會用來制造炮仗燃著玩兒。這種說法不是誤會就是謊言。明朝反元靠的正是火器。中國后來的落伍不是沒把火藥用到正途，而是科學技術整體上落后了。而這種落后，是專制封閉的必然結果。
李妍：采萍剛才提到的“文化福利”，其實就是政府對老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兜底。遺憾的是，我們的春節(jié)，更多只是個體的孤獨度過，很少能享受到公共文化上的福利。
其實，我也挺好奇，為什么同樣沿襲東方傳統(tǒng)習俗，大陸人老喊沒年味，卻很少看到香港人說沒年味呢？后來查了一下資料，原來人家春節(jié)文化的選擇挺多元，或者說是“豐富”了。港味新年中，每年的花車巡游，是非常盛大的狂歡活動。香港也禁止放鞭炮，所以到過年時，會集中在維多利亞港灣兩岸舉行煙花匯演，這種集中而非分散的煙花表演，對環(huán)境影響相對小一些。除了大型的公共活動，還有各種民間傳統(tǒng)穿插其中，比如花市、舞獅、看賀歲杯賽馬、游園等，港府一致致力于保持和推動這類傳統(tǒng)年俗，這都給港人的春節(jié)生活增加了色彩。
所以，春節(jié)放不放鞭炮的議題，目前來看，只能充分尊重個人選擇的話，長遠來說，立足老百姓的文化福利，激活創(chuàng)意和創(chuàng)新，增加多元選擇，恐怕也是政府下一步需深入考慮的議題。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大家可能就不會在“放不放鞭炮”這個問題上如此糾結了吧。
取舍
環(huán)保與傳統(tǒng)兩難間，唯有共識于理性和自省
劉采萍：只有自由的人，才能真正體會克制的必要。在霧霾與鞭炮的爭論上，我們在“放”與“不放”之間擁有更自由的表達和更富彈性的選擇，可能有助于培育起對彼此、對社會的責任共識。那些不像是過年，倒像是炫富、斗狠一樣的“瘋狂的炮仗”，才會逐漸失去圍觀和市場，傳統(tǒng)才會重回溫暖人性的本來意義。但是，個體可以在自省與自覺之下取舍，作為一種公共政策選擇，理性的路徑在哪里呢？有人提出：把這類問題交給市民去投票解決，二位同意嗎？
周東飛：我覺得，提出這樣一個議題沒有錯。禁或者不禁，可以討論辯論嘛。投票，也要在充分討論、相互說服的基礎上。但如果真的沒有證據表明“禁放鞭炮對治理霧霾有很大幫助”，那么生生去投票是莫名其妙的。
劉采萍：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不是厘清和公開霧霾與花炮之間的聯(lián)系，保證討論有一個對話基礎？
周東飛：政府做好服務和引導就是了。就像開車一樣，少開車肯定有好處，但是你能要求誰不準再開車嗎？
其實，在很多問題上，我們需要深入認識和討論。比方說，我們現在都覺得少開車有助于治理霧霾�？墒�，今天看到一個資料，說在這個籠統(tǒng)的汽車尾氣數據中，卡車的貢獻率其實占了78%，包括公交車、小汽車等在內的乘用車的貢獻率是22%。
所以，數據研究要透徹，不是為了找借口，而是為了逼近真相。
李妍：每個人可以運用言論權，去主張、游說、警示，表達自己的觀點，爭取自己的權利。放在煙花是否禁放這個事情上，你可以在網上發(fā)起倡議或投票，甚至可以在小區(qū)、社區(qū)里做少放、禁放的宣傳，這都算是一種局部的民主。但這種權利的主張，我認為只能夠停留在倡議和表達階段，在沒有確切數據之前，也必須尊重另一部分人放鞭炮的權利。
周東飛：環(huán)境專家建議，政府可以通過發(fā)布“燃放指數”來引導市民，我覺得挺好的。在沒有過硬證據的情況下，鼓勵和引導民眾少放、不放，這未嘗不可。服務和信息提供到位，要相信民眾的素質。
劉采萍：起源于“庭燎”的放鞭炮賀春節(jié)，在中國已有兩千多年的傳統(tǒng)，因寓意吉祥喜慶，又被稱作“平安爆竹”。然而兩千年后，生態(tài)、生產、社會，都發(fā)生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傳統(tǒng)到底能不能帶來“平安”，又如何與變遷協(xié)調，很多人左右為難。但無論怎樣，這個問題所涉及的，是公民私生活與公共利益對接的問題。在這方面，政府要特別約束權力的越界沖動與“一刀切”的簡單邏輯，廣泛的信息公開、意愿征集，以及開放和論證交流，都極為重要，否則一時厲害權衡，長遠卻顧此失彼。
來源：燕趙都市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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